专家：全球高通胀难以短期化解，美国经济需减速或衰退才能重建平衡

观点集锦：

【资料图】

2022，世界主要经济体遭遇历史罕见的高通胀，地缘冲突、能源博弈让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欧美国家超常规货币政策更让全球经济前景堪忧。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看来，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经济增速、失业率等宏观数据指标的关系在发生异变，需要通过经济减速和衰退的“强制性调整”重建必要的宏观均衡。

对比不同经济体未来的走势，卢锋认为，考虑美国多年超常宏观刺激造成高杠杆和高资产价格背景，美国可能因货币紧缩与去杠杆和资产价格调整叠加触发更严重危机，而在俄乌冲突阴影下的欧洲经济动能可能会更快走弱，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较大的负缺口，部分国家可能面临债务危机。

以下是卢锋教授对欧美国家通胀情形、全球经济走势前景及不同国家面临的特殊情况的拆解分析：

美国超常规刺激引发高通胀

1、美国通胀增速持续维持在8%左右，英国更是超过11%，创40年新高。当前高通胀的成因是什么？

卢锋：全球范围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三阶段演变：一是2020年疫情大流行最初冲击导致通胀下跌探底与低位企稳阶段，二是2021年全球通胀快速升温与美西方大通胀格局初步形成阶段，三是今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尤其是能源和粮食供给造成严重冲击，使得全球特别是欧洲通胀雪上加霜。

从原因来看，疫情冲击和宏观政策过度刺激两方面因素共同对通胀发挥了作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宏观刺激，但是发达国家刺激政策程度显著超过新兴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美国刺激政策在发达国家中又最为激进。

疫情期财政刺激数量规模比2008金融危机时成倍扩大。疫情期美国两届政府财政刺激总盘子已高达5.65万亿美元，是美国2019年21.4万亿GDP的26.4%，远超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财政刺激的绝对和相对规模。由于财政-货币强力配合联手，2020年疫情爆发后，美国广义货币M2的增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持续维持在25%左右的高位，不仅超过后金融危机时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所谓“黑暗时代”的广义货币增速。超常规刺激政策快速抬高需求，加上疫情对供给产生一定刺激作用，总量供不应求导致通胀压力很快出现。美国2021年前后通胀指数增速提升幅度为3.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同期该指标分别超出近一倍和近四成，美国通胀相对涨幅与其货币财政刺激相对力度应有较大关联度。

2、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滞胀”、08年金融危机，高通胀背后都有货币宽松、超常规刺激的因素，为什么历史又重演？

卢锋：从历史维度来看，得益于货币当局汲取70年代反通胀教训重视控制货币超发的政策效果，并借助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产品内分工拓展深化降低成本带来的全球化红利，美欧国家经历了一段时期低通胀。

然而，过去十几年潮流演变已在逐步改变低通胀格局的底部结构，缓慢推动历史合力天平朝重启通胀方向倾斜。美国在新世纪初年超常宽松货币政策对次贷危机推波助澜，应对危机的非常规干预成为常态化手段，特朗普政府力推“美国第一”、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政策，在损害经济全球化规则同时也侵蚀了低通胀的基础条件。另外，气变治理、绿色溢价、“全民基本收入”、新进步主义运动、直至当下俄乌冲突凸显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这些动态因素共同之处是都在发挥通胀推手作用。

3、经过美联储连续4次加息75个基点，美国10月CPI同比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美国高通胀的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如何变动？

卢锋：11月10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美国10月消费物价指数CPI环比增长0.4%，同比上涨7.7%，同比低于市场预期7.9%，较前值的8.2%大幅回落，为1月份以来最低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CPI同比上涨6.3%，好于市场预期的6.5%，较前值6.6%回落。

11月初美联储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75%-4%，已经显著超过后金融危机时期利率常态化阶段达到的2.25-2.50峰值水平。通胀涨势有所回落显示美国激进加息遏制通胀政策取得初步成效，有理由推测12月议息会议上美联储或许会放缓加息步骤。11月10日通胀数据公布引发美欧股市大涨，体现资本市场对上述前景的短期积极反应。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美国通胀困境即将过去。从最新美国CPI最新数据看，核心商品、医疗服务价格下降，但住宅项加速上行。尤其是美国消费支出仍较强劲，10月消费零售额环比上升1.3%，远超前值0.0%，创下八个月来最大涨幅，这虽会对冲衰退风险，但是会增加通胀黏性。另外美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就业岗位多、失业率低和工资上涨状态，劳动力供不应求也提示美联储后手治理通胀不会一路坦途。

经济指标关系异变，衰退信号显现

4、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盟等机纷纷调低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当前世界经济有哪些特征，是否存在引发经济衰退或危机的信号？

卢锋：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经济增速、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数据指标的关系在发生异变，滞胀风险正在释放。

近期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通胀大幅上涨同时失业率仅发生很小变化，意味着菲利普斯曲线（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已近乎垂直，失业率对通胀变动弹性值接近零值。可见目前美欧国家有效供给已极为绷紧甚至接近极限水平，需求增长难以得到有效供给支持导致通胀压力加剧。

从宏观经济调整规律看，这意味着需要通过经济减速和衰退的“强制性调整”重建必要的宏观均衡。目前美西方经济正经历这样的调整：今年上半年美欧英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减速，通胀上升或缓慢回调与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组合现象，提示大通胀治理可能导向滞胀局面。9月16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吗？》指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2023年可能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该研究还认为，若将全球通胀率降至目标水平，全球央行需再加息2个百分点，这将导致2023年全球GDP增长放缓至0.5%，这一数字符合全球衰退的技术定义。

5、历史上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和哪次危机或者哪个历史时期有点类似？

卢锋：美国目前面临40年未见的严重通胀，其成因和表现部分具有全新特点，某些方面也与历史上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通胀有类似之处。突出特征表现为，由于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内外环境变化其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超常宏观刺激政策手段，并在应对疫情期经济波动中推动出现成倍超过上次针对金融危机的货币和财政刺激，从而导致广义货币增速一度出现二战以后前所未有上涨，去年2季度以后通胀快速飙升成为上述特征性政策干预的逻辑和现实结果。

另一方面目前通胀与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供给侧并助推滞胀也有可比之处。疫情冲击本身对美国供给造成大于需求的冲击，由于能源转型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部门多年投资减少导致能源供给反应能力减弱加剧通胀压力，另外今年俄乌冲突爆发使美西方国家通胀进一步恶化，与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导致严重通胀情况存在类似之处。

6、美国通胀与加息治理对全球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

卢锋：美国是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面临超常通胀压力并实施激进加息加以应对，势必会对其它国家经济运行带来冲击和困难。

比如，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激进加息，不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引入广泛贬值压力，而且导致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在美元作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环境下，货币贬值经济体进口价格因贬值上升面临额外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了治理通胀的困难。如果汇率剧烈贬值和资本外流，会倒逼官方不得不恐慌式加息，进而导致货币危机。

如果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积累，发生客户兑付困难以及自身破产等资产负债表危机，进而会蔓延为金融危机。当私营部门特别是政府发生债务-特别是外债（权方与货币）偿付困难导致违约和危机，会形成债务危机。

各类危机相互联系，可同时或先后发生。然而债务危机对观察开放经济可持续性有特殊意义。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债务危机特别是外债偿付困难导致的违约风险和危机，往往是一国宏观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或先导引爆因素！目前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经受考验，债务负担上升，外债比例上升，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7、如何看待明年全球经济的走势。随着美联储减缓加息，疫情形势好转、地缘冲突缓解，全球经济增长会迎来拐点吗？

卢锋：全球整体高通胀难以短期化解，经济增长转弱预示滞胀风险。高通胀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为应对通胀上涨所采取的超预期紧缩措施增加经济减速和衰退风险。

IMF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将从2021年的6.0%下降至2022年的3.2%和2023年的2.7%。如果不包括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最严重阶段，那么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为疲弱的增长表现。报告还指出，全球经济前景面临巨大下行风险，在应对通胀问题上货币政策可能出现失误，更多能源和食品价格冲击可能导致通胀持续更长时间，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可能引发广泛的新兴市场债务困境。

另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半年多进入某种相持状态，国际市场和欧洲各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调整，加上联合国协调下俄乌土三方构建“粮食走廊”恢复粮食贸易，国际能源和粮食供求关系极为紧张状态近期有所趋缓，有助于边际缓解全球通胀压力和滞胀风险。

欧洲“滞胀”风险更高，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

8、全球主要的经济体走势分化。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目前分别面临哪些不同的挑战，各自的复苏前景如何？

卢锋：不同国家和经济体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以及体制政策存在广泛差异，所以全球滞胀背后不同经济体面对的挑战和未来走向不尽相同。

第一，强势紧缩政策作用下美国“滞胀”风险显著并面临两难困境。在美联储坚持货币紧缩治理通胀假设下，可能导致衰退与通胀同时发生的典型滞胀，也可能出现通胀回落后发生深度衰退的历时性滞胀。另一种情形是紧缩措施导致经济阵痛引发民怨反弹，美联储如顶不住政治压力减弱或提前退出紧缩政策，则可能出现通胀治理拖泥带水久治难愈局面。

考虑美国多年超常宏观刺激造成高杠杆和高资产价格背景，一种更糟糕情形是货币紧缩与去杠杆和资产价格调整叠加触发更严重危机，这时美联储将被迫掉头重启大规模刺激救火，引发更加复杂与难以逆料的局面。不过即便美国能较顺利控制通胀并避免滞胀，将来借助超常宏观刺激支持过度消费能力将受遏制，企业部门在开放环境下可盈利投资机会不足矛盾将进一步发展，其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将更加凸显。因而美国经济将面临两难：或由大通胀治理中短期落入滞胀困境，或面临长期停滞趋势的更严格约束。

第二，欧洲经济滑向“滞胀”风险更高。首先是欧洲国家之间通胀差异较大，各国从自身经济现实出发对紧缩政策必要性和紧迫性评价不同，因而欧元区和欧盟治理通胀在形成共识和执行层上面临较大协调成本。

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困扰天然气供应和其它供应链运行，使得欧洲现实通胀和滞胀风险的演变前景更不容乐观，俄乌阴影下欧洲经济动能更快走弱。其次是欧洲通胀治理受到主权债务风险与资产价格调整的更多掣肘，经济脆弱的成员国对货币紧缩政策更为敏感，其债务和金融风险增长到一定程度，欧元区-欧盟将不得不要放松、搁置甚至逆转紧缩政策。

第三，不同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EMDEs）总体面临通胀与增长减速挑战，疫情前多年EMDEs平均经济增速约为6.6%，目前经济增速只有潜在增速的一半多，总体存在较大GDP负缺口。从通胀看，目前EMDEs通胀绝对水平高于发达经济体，然而相对疫情前常态水平增长幅度新兴经济体则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EMDEs内部更为分化的结构特征有望延续。某些低收入经济困难国家近年已难以偿付外债，成为G20缓债倡议的援助对象国，少数治理能力不足国家（从赞比亚到斯里兰卡）已发生债务违约甚至大规模危机。也有少数国家如新加坡、越南近年保持显著增长并维持较低通胀，另外部分国家今年上半年经济较快复苏通胀仍大体可控。与疫情期发达经济体呈现“超常刺激-大通胀-紧缩治理-滞胀风险”演变轨迹不同，后续新兴经济体经济走势会延续分化形态，需设计更具有结构性政策应对。

9、如何防范和应对欧美国家通胀输出的影响？

卢锋：我国经济政策与美国具有显著差异甚至存在反差，内外环境导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通胀压力较小。

然而外部滞胀风险发酵释放会对我国带来冲击。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及全球滞胀风险释放会抑制我国出口，考虑我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内需不足，近年外需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显著提升，尤需关注外需变动对我潜在不利冲击影响。二是美元流动性紧缩会加剧一些经济基本面较薄弱发展中国国家的主权债务偿付困难，我国作为部分国家重要债权方的利益会受到相应影响。三是美欧两大主要国际货币发行经济体，其通胀调整或滞胀展开如果诱致更为复杂的危机连带发生，可能会对我国的对外金融资产造成减值风险。

我国应对政策当务之急，一是着力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巩固近来宏观经济复苏转好态势，推动经济增速向长期潜在趋势水平回归，并顺势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二是就化解与我国债权利益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困难研究提出中国方案。再次，考虑主要发达国家紧缩政策的全球影响，在G20等国际合作平台和IMF等国际机构督促其实施紧缩货币时关注其负面溢出效应，舒缓新兴经济体由于流动性紧缩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压力。

延伸阅读系列策划

全球经济穿山越海